《我的姐姐》：命运的妥协与人生的反叛

山东师大新传学院戏剧影视文学2021级2班 卢惠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1年上映电影《我的姐姐》

导演：殷若昕

本片创作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在多数家庭响应国家政策，为独生子女找个“伴”的环境下，也有很多高龄夫妻和封建意识比较强的家庭又重新打起主意，开始盲目地追生男孩。如果说要给这部影片找一个定位，比起家庭伦理片，我认为更适合的是社会问题片。一方面是由封建延续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日益高昂的生育教育成本。导演把大家最艰难、最不愿面对的问题搬到台面上来，表达的是但不仅是重男轻女的问题，也并不妄图可以通过此阻止什么，而是说每个人在决定之前至少应有对家的定义，对家人的思考和对家庭责任的抉择，也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女生看到有电影在书写她们的故事，关注她们人生经历中的痛苦和快乐、彷徨和迷茫、际遇和梦想”。

这是一个“踢皮球”的故事，是一个对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反思。

命运与妥协是什么关系呢，好像总有人讲到这就是命，下一句就要说，得认，而少有人能热烈的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影片中两个向命运妥协的典型人物，安然的妈妈与姑妈，她们也同样作为“姐姐”。影片中，安然的童年记忆并不只有痛苦与难过，还有她与妈妈温馨的相处。妈妈的原生家庭怎样并不可考证，但从舅舅的游手好闲与她一昧的妥协中也可以窥见一斑。或许妈妈是爱安然的，但这种爱并不能与她也想要一个男孩，与她一直以来的妥协相抵消，导演甚至暗示，父母曾想丢弃她，以及制造意外死亡。妈妈可以温柔地给安然洗头，也可以在爸爸发脾气时护着她，但妈妈不会阻止爸爸，她会和爸爸一起为要个男孩而奔波，会为他们的儿子做肉包子。或许她渴望有个儿子能有出息，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妥协。

姑妈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她是好人也是重男轻女家庭的受害者。安然的爷爷奶奶，是重男轻女的。即便姐姐考上了大学外语系，似乎有着不错的未来，但还是要求她为了家里的男孩放弃学业，让安然的爸爸，一个中专生上学。后来姐姐出国做生意，又被喊回来看孩子。而这种思维，又延续到了安然的爸爸身上，爸爸没有看到姐姐为自己的牺牲，没有感恩姐姐放弃了更好的人生路。他把重男轻女的思维，延展到了自己女儿身上，而且更加阴暗。而姑妈时常会感到遗憾，当安子恒来到姑妈家住，看着墙上挂着的相框发呆时，姑妈也看了一眼，意味深长。她感慨说，那时候自己真漂亮。但时光荏苒，她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花季少女。多年的妥协，以男性为重的思想禁锢让她接受了命运，一个人照顾着两个孩子，一个卧床的丈夫。她把安然的咖啡倒进保温杯里，用嘴抿一下杯壁完全地展现出了小市民的生活状况。影片初期姑妈也认为安然应该抚养弟弟，甚至找到领养人，破坏安然的计划。影片中后期，姑妈和安然，这两个跨越时间与辈分的“姐姐”互相道出了压在心底的故事，她终于明白，她不能再强加给安然、安然也不愿再走上这样一条路。套娃底座的丢失也象征着，姐姐为了弟弟，为了家人，丢掉了自己的半生，而娃娃也不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套子里，姑妈自己走过的路，在心底也不希望安然再走一遍了，这一次，她妥协的对象变成了安然。当她拿着套娃，用俄文说着“我爱你”的时候，观众能感受到，她对俄文的喜爱，对那段时光的怀念，那是她回忆里最美好的东西。

除了安然的妈妈与姑妈这两个典型人物，影片中还通过一些细节表现了安然男友赵明的固定思维。一开始安然难过的时候赵明还能陪着安然，两人之间的温馨甜蜜短暂地盖住安然满是愁绪的生活，两人谈了很久的恋爱并且对以后的生活有所期待，但生活总是逃脱不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魔咒。从赵明邀请安然到他家吃饭，就看的出，他可能是一个妈宝男。和安然不同，赵明一直奉行的是遇事退让，避其锋芒，他这种做法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安然是刺猬，她没有家人保护，只有立着刺，才能保护自己。影片中安然穿裙子的次数是很少的，但去赵明家吃饭前有个镜头拍到床上是摆了几条裙子的，这也许可以说明安然本来是打算穿裙子去的，但是因为舅舅说，女孩子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要穿得好看点，安然听了这个话突然觉得打扮好看是一种讨好男朋友父母的行为，她骨子里的刺不屑也不允许自己去讨好别人，所以最后没有换成裙子。安然的要强和赵明的软弱可以是互补的但也会成为矛盾滋生的诱因。就拿去北京这件事来看，赵明知道他说了妈妈也不会同意，所以他根本不会去说。而安然为了去北京可以不惜一切，她与所有人抗争，只为了换取一个她自己的人生。所以再后来，安然哭的时候就只剩一个人在唱歌。他们可能是学生时代的完美情侣，但绝不是走上社会后的婚姻对象。

提到人生，想到的应该是光明灿烂的未来，美好盛大的前途。自己的人生总不能把握在他人的手里。影片中安然几乎一直在进行抗争，从小时候在家庭观念中的反抗，到长大后考研去北京面对社会歧视的反抗，她不愿遵循着父母、亲戚甚至男友母亲为她安排好的人生。这部影片讲述的不只是安然作为姐姐是否应该抚养弟弟的问题，还有安然作为一位女性能否选择自己的人生。而舅舅这个角色，也是在反叛，可以说影片中以舅舅为代表的的男性角色都暗示着导演对重男轻女思想以及男性主位权力的反抗和抨击。

舅舅不同于安然的爸爸，安然的爸爸是出生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中，他作为既得利益的一方，好像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低劣的人，延续了这样的思想也看不起安然。舅舅也是家里的男孩，也是作为弟弟，但他会经常去姐姐的墓碑前看望，安然有时候也希望舅舅才是爸爸。他好像只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但却在安然爸爸那边亲戚围攻她时，选择站在她那一边。他赌博但心不坏，离婚后觉得亏欠女儿也不打算再婚，至少他没有重男轻女。他跟安然说过，像我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他的人生看似恣意但也有说不出的困苦。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设置，拿表妹当沙包的表哥、偷看侄女洗澡的姑父、重男轻女的爸爸、游手好闲的舅舅，导演用这些并没有拥有美满家庭的儿子角色，强力地抨击了那些一味追生儿子的人。能撑起一个家的人，不是因为他的性别栏上写着男，而是谁优秀谁有能力，谁才有可能改变家庭。

安然和安子恒都是皮球但也同样都是踢皮球的人。安然被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困住了她的人生，处于医院残酷的环境中，她奋力挣扎、摆脱，希望自己人生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用看他人脸色，不用被别人摆布。原生家庭对一个女孩的影响是巨大的，家庭和父母存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于他们会教给孩子怎样去爱，怎么和别人相处，而姐姐的性格是亲情缺失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是童年经历所引起的自我保护。从小安然被爸爸嫌弃，把她踢到姑妈身边，在姑妈身边忍受着表哥和姑父的欺负，高考志愿被改，又将她踢到另一个残酷的环境中。安然被踢来踢去，她被迫走着握在别人手中的人生。弟弟的出现不在她的计划中，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像姑妈那样做一个姐姐去爱他，但她明白的是不能停止对人生的追求。但是情感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姐弟二人在相处中产生的感情与安然迈向未来人生的最后一步相胶着，她被复杂的情感冲击着。在安然与姑妈摊开谈时，姑妈决定让安然自己走她未来的路，之后，导演给了这样一个镜头：安然迎着光，奋力地蹬着自行车。观众甚至可以从她的脸上清晰看出对前路的憧憬与希望。当她再次路过寺庙时，她走进去为爸爸妈妈和弟弟点了三盏灯，然后安然进入全心复习的状态，只是偶尔想起弟弟显示出两人并不能割舍的感情。最后，安然在准备去北京之前到父母的墓前痛哭，烧了那个盖有大红印章的残疾证明，那个定义了姐姐是残缺者，是卑微者，是为弟弟而生的证明。放下了过去的姐姐，拯救了未来的安然。她最终和父母、和自己和解，但是这个和解不是向传统父权制度屈服，让亲情无原则的高于一切，而是选择不再被他人定义，自己定义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

而弟弟是爸爸意愿下培养的继承人，一开始他说家里一切都是自己的，姐姐也要听自己的话，千方百计挫败姐姐想要送养自己的计划。没有人愿意自己从主体变成附庸者，从主人变成宝宝，但安子恒在变境中还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只能看着自己被踢来踢去。两人从陌生到互相嫌弃，又在相处的过程中渐渐产生情感联系，观众看到的只是银幕上的短暂时间，而他们经历的却是无数个日夜的陪伴，情感的产生更是加重了人生中困顿和挣扎的真实感。在安子恒找到丫丫帮他跟领养家庭解释时，从一个小朋友身上展现出的具有温暖人性、丰富内心和细腻的情感是最能打动人的。他渴望姐姐能等等他，但还是学会尊重姐姐追求自己的梦想，学着不要让自己成为姐姐的负担，就像影片的片尾曲“姐姐，你去飞啊”。安然临走之前给弟弟送银行卡，两人明明都忍不住思念却还不想让对方发现，安子恒在“姐姐，带我回家”和“姐姐，你去飞啊”中选择尊重姐姐，成为他们家庭中原有的男权主义高于一切的终止点。

影片最后，姐弟二人在雨中欢快地踢着足球，这似乎是这部电影里为数不多的轻松画面，在雨水的洗礼下，在满是绿荫的画面中，两个人主宰着皮球，最后足球定格，影片结束。足球象征着姐弟二人的命运，他们渴望自己人生能如同脚下的足球一样，由自己掌握。结局是开放式的，导演给观众自己思考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在观众，人不能把自己人生的决定权放到别人手上。

“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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