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过去一周多，《你好，李焕英》的单日票房仍在亿元量级，总票房也朝着50亿大关挺进。

有人总结，这是共情的力量。贾玲和母亲真挚的情感，让很多观众都拥有了在影院嚎啕大哭的经历。

母女情，这是一般人眼中的主角。但有一群厂矿子弟，他们在看电影时，却会将目光投向李焕英身后的那片厂区——电影中的“胜利化工厂”，现实中取景于襄阳的国营卫东机械厂、六〇三文创园和湖北省化纤厂。

“电影的场景就是我生活过的样子。”有人这么说。

位于湖北襄阳的厂区，为何成为众多厂矿子弟故乡的缩影?

开在深山里的厂矿

什么是厂矿子弟?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在厂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三线建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我国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一批批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响应号召，从五湖四海赶去三线地区支援建设。

根据三线建设的方针——“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很多工厂都建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或荒地。《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卫东机械厂(现为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位于群山环绕之中，远处是蜿蜒的汉江。

这种特殊的环境，给很多厂矿子弟留下了特殊的回忆。说起7岁之前在工厂生活的岁月，陈景之仍然记忆犹新。“我们韶关钢铁厂是炸山开出来的厂矿一体，是开在山沟里的厂矿。所以我小时候见过野蜂飞舞，见过黄鼠狼咬死鸡，见过刺猬，见过蛇、兔子、蝙蝠。”

他是跟贾玲年纪差不多的“厂二代”，父亲是职工学校的音乐老师，母亲在职工医院的药房工作。那时候他家在厂矿宿舍区的一楼，他还记得大马蜂在他家窗台上做了窝。“我爸很厉害，不用防护直接拿扫帚就把马蜂窝给弄了下来。”

豆瓣小组“厂矿子弟”的组长潘一掷有类似的经历。他在辽西深山中的一家三线军工厂长大，从他的父亲1954年入厂，一直到2005年工厂破产，他们一家子在厂区里生活了五十年。

潘一掷回忆，1967年春天，他们厂搬往辽西的努鲁尔虎深山里，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上千名男职工率先出发，在深山老峪里扎营施工。为了赶生产进度，他们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垒” 的夯土房。由于没有大型机械工程设备，许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们平地铺路、架电线、建厂房、修堤坝，三年多的时间都在工地上。

另一边，黑龙江老厂区的生产生活也在继续。“这样的两地生活，在三线建设时期非常普遍。《金婚》里的蒋雯丽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很辛劳，这个情节很真实。我妈妈比蒋雯丽要轻松些，当时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还没出生。”潘一掷表示。

一应俱全的企业小社会

电影中，为了让母亲成为全厂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人，贾晓玲不惜假装盲人。因为她知道，电视机的话题将成为之后多年他们之间的谈资。

对于在苎麻厂长大的张琳来说，这种感受不难理解。她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了9寸的电视机。“当时全厂三台我们家就一台，我们家住三楼，每天晚上围坐很多人，家里都挤不下。”

让她感到熟悉的不止电视机，还有梧桐树、水泥路砖墙，她母亲跟李焕英的打扮也一样，“朴素大方一口大白牙”。

穿越回1981年，电影中的场景几乎没有离开工厂这一亩三分地，食堂、宿舍、电影院、小卖部都在厂子里。

实际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正是工厂员工的共有轨迹。“在国企改制以前，厂就等于一个镇，什么都有。”陈景之形容。

国营工厂承包了所有的社会服务，也就是“企业办社会”。不管是社会交往还是休闲娱乐，厂区里的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潘一掷认为，以前讲“以厂为家”是一种精神，现在看也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用一句话总结他们厂内社区的特点：自成体系的同质化集体生活。

“对照全国各地的三线工厂，会发现它们在设地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基本大同小异，规律性非常明显。”潘一掷提到，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赫鲁晓夫楼”，他们厂还有更古早的“苏式楼”和红砖筒子楼，在电影《钢的琴》和《夏洛特烦恼》里，都出现过类似的老砖楼职工宿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潘一掷介绍，厂子的“后勤大集体”下设冷饮厂、职工食堂、职工商店、职工浴池，最初不收钱只收票，因此产生了各种票。

厂里也有电视台、报社，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广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厂伊始，全厂二十个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大家骑车吃饭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时间。

“大喇叭广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国》，我在厂区生活了十八年，相当把这首曲子听了一万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厂区生活五十年，相当于听了五万遍。所以，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响起《歌唱祖国》时，我们一家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潘一掷说。

厂里还有职工幼儿园、子弟中小学、职工技校和厂电视大学。潘一掷回忆，子弟中学的教学水平一般，唯一优点是便利。尤其是离家近，他家离学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他就举手请假，跑回家收晾晒衣服。一到假期，爸妈上班，他们都成了“钥匙孩儿”。

厂矿子弟的特质

“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建国来规模最大的‘空间再造’。在这种变化中，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域空间’，同时还有社会关系的重组。”有研究者指出，一批批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建设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情感互通的共同体。

潘一掷毕业参加工作后，曾经有十年的时间天南地北出差跑业务，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经历是独特的，不足为外人道。但在出差期间，他遇到过许多客户都是厂矿子弟。一聊，才知道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

相似的环境给厂矿子弟身上打下一些相似的烙印。比如语言，张琳说，他们厂来自上海的居多，周围当地人说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太懂。不过，他们全家现在还是说当时在厂里的话。

这种话被统称为“厂话”，有研究者称其为“语言岛屿”现象，厂区的语言形态与周围完全不同，像岛屿一样浮现在周边地区的语言形态之中。

《你好，李焕英》上映后，就有网友疑惑，为什么位于襄阳的厂，大家却说一口东北话?可能正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在东北，随着三线建设，东北向全国各地输出了很多人才。

潘一掷总结，除了带一点东北味的普通话，很多工厂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多会选择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

相对封闭的环境，不仅让工厂的语言区别于周边，在民俗民风上也有很大差别。这使得很多厂矿子弟无法定义自己的故乡。潘一掷大一时曾参加过一次老乡会，在一群操乡音的同学中，他显得格格不入。后来第二次同乡聚会，也再没人来约他。

“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乡本来就是飞地，后来工厂废弃，飞地又被连根拔起，按照王小帅导演的话，我们成为一群没有根的人。”

为了纪念那份乡愁，潘一掷创作了小说《子弟》，并在写作过程中创建了“厂矿子弟”豆瓣小组。他透露，从《你好，李焕英》上映后，小组每天“哗哗地”进人，目前成员已达到2209个。

厂矿集体生活将成为历史名词

1997年，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大概在1997年前后，‘大下岗’”达到了高潮，我们厂许多职工蹲在山区没出路，只得纷纷外出寻找机会。当年在城里挖沟的、货站扛活的、当保安的、当保姆的，都有我们厂下岗职工的身影，他们再没了从前的优越感。2006年，我们厂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落幕。”潘一掷表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厂矿集体生活将成为历史名词。潘一掷说，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从集体生活，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

而今，很多厂矿子弟已经三四十岁，在电影《你好，李焕英》里，他们又拾起了少年时的回忆。(袁秀月)

关键词： 《你好，李焕英》背后